[治文献之学,人生乐事也——读陈子善先生《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

治文献之学,人生乐事也——读陈子善先生《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
治文献之学,人生乐事也——读陈子善先生《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

日期:2020年10月10日 14:36:44
作者:胡博

《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陈子善著复旦大学出书社出书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好像已成“显学”。或许是知道到了考据是人文学的根底,或许是出于对空泛理论的疲倦,或许是遭遇学识沉潜的时代,现代文学研讨界关于文献学的注重程度逐年高涨,相关研讨著作层出不穷,青年学者、学生趋之若鹜。而身为文献学重镇的陈子善先生却淡然处之,每日独坐书斋之内或停步藏馆书肆之间,乐而忘返。他保持着自己的学术节奏,简直每年都有新著新编问世,四十余载从不缺席,为研讨界宝重称引。当然,正因子善先生这样的国家栋梁,才有了今天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昌盛。《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以下简称《十讲》)是子善先生本年8月出书的新著,列入复旦大学出书社之“名家专题精讲系列”。书本外观古拙高雅,封装精巧,下手厚重,赏心悦目。我遽然想到,子善先生作为文献学咱们经眼实多,假如没有声调恐怕是不能入其高眼的吧。展卷一览,登时感受到子善先生文章独有的“活”气。相较于从书本到书本的学识家,子善先生的研讨是活的。在他看来,学识不是死物,发黄的故纸堆里埋藏着鲜活的文学和人生。他治学的格式大,心目中的文献学绝非是“搞搞材料”,拼贴剪接的虫篆之技。无论是写鲁迅、周作人,仍是郁达夫、张爱玲,他的文章有料又风趣,致力于把读者从刻板的文学史叙说中拉出来,从不接地气的空泛理论中摆脱出来,协助读者重建尽可能迫临前史实在的文学图景。审慎详尽的考据、逻辑紧密的证明、纵横捭阖的援引、老少皆宜的行文,重构出血肉饱满的前史人物以及如临其境的前史场景。无论是同行教授、后学诸子,仍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作为读者都会被他从各种版别、手稿、刊物、信件、日记以及档案中复生的文学前史所招引,获益良多。比起教书育人,陈子善先生更垂青著书立说。他认为教学生不过百十数,而写好书可以影响千万人。他做到了。子善先生著作等身,影响深广。在我国现代文学研讨界、海外汉学界、读书界、保藏界,他有着最广阔的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善先生研讨的价值已然逾越本身的专业而进入了公共教育的范畴,乃至对大众文化产生了影响。子善先生善莫大焉。子善先生常常谦善地讲自己不拿手理论。在我看来,《十讲》具有严重的理论价值,它表现了子善先生关于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系统的系统考虑,是对多年前樊骏先生《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关于我国现代文学史料作业的整体调查》的思维回应,对构建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系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我猜测子善先生一定是对樊骏先生多年前的嘱托记忆犹新,才有了此书的问世。《十讲》是对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讨一次开创性的发凡起例。该书在撷取编排上颇费心思,从子善先生长期以来浸淫最深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十个方面打开论说,触及著作版别、集外文、手稿、笔名、信件、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在子善先生看来,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我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以收集、收拾、考证、校勘、阐释我国现代文学文献为主旨。这十个方面虽不能包括现代文学文献学研讨之悉数,但无疑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研讨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子善先生为人谦逊,他称此书仅是一次新的测验:“用一系列例子来表现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讨的魅力,以及它们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研讨又意味着什么。”但这样的测验足可称为振聋发聩。《十讲》的每一篇都是详细研讨范畴的模范之作。这些文章是子善先生从多年的研讨实践动身,精心选择代表性的个案研讨,以期详细展现我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讨的根本面向。子善先生多年堆集的深沉学养,养成了他敏锐的问题知道,使他可以循史料为办法,以开阔的视界建瓴高屋地处理文学史的重要问题。比方《<呼吁>版别新探》,从调查《呼吁》的初版、再版和三版的来龙去脉下手,不只钩沉出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文本《呼吁》的撒播有序,并且环绕这三个版别与周氏兄弟失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和“乌合丛书”稍显杂乱又较为灵敏的联系,重现当日的文坛图景,提醒鲁迅的心态。更重要的是,经过《呼吁》版别的个案,破除研讨现代文学著作“版别贵初”的误区,完善现代文学版别学的建构。同理,《巴金<思念萧珊>初稿初探》,绝不只是考证巴金《思念萧珊》一文的手稿,而是对20世纪我国文学史上极具震撼力的“精力遗言”《巴金随想录》初稿系列的学术审视,展现巴金写作随想录时开始的部分写作思路和修正轨道,以期对整理巴金晚年思维进程有所助益。其他如《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版别考》,借对张爱玲译《老人与海》多个版别的校雠与笔名“范思平”的考订,为张爱玲的译本研讨做出了开创性的演示。又如《<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浅释》,经过对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和初次问世的《北京札记(一)》和《归娶记》的爬梳,使得早年胡适研讨的局势蔚然一新。再比方《<知堂回想录>真实的初版别》一文,考证出《知堂回想录》初版别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版别,在我国现代文学出书史上是罕见的特例,但文章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经过《知堂回想录》从初版到再版不同版别的变迁及相关信息,使咱们对那个特别时代有了详细而微的知道。子善先生的文章常有这般发凡之义。我自己就是在子善先生有关胡适、新月、徐志摩等一系列论文的启示之下,对新月文人群的前史产生爱好,走上了文献研讨之路。我想像我这样的后学绝不在少量。子善先生善莫大焉。做文献研讨的人,深知考据之烦难。听说有的学者文思泉涌,写一篇理论文章只需数日。而写一篇文献考据的文章,恐怕至少要耗时数月。在子善先生洒脱安闲、举重若轻的行文之外,是他终年不为人所见的孜孜汲汲,只不过乐之者不认为苦算了。我想正因为有这无穷乐趣,子善先生才干走得如此之远。不过,我仍有一点小小的惋惜。子善先生为何不在《十讲》每篇的结尾,署上成文的时刻和改定的日期,再把每次修订过的文本标明出来,也供读者做一下此书的版别研讨?如此一来,读者或可意会他这些年来在文献治学方面的心路进程与学术轨道,对后学诸辈必有启示。期望此书再版时,读者能得偿所愿。我愿一如子善先生,流连于书肆藏馆之间,静坐于书斋之内,每有所得,心生欢欣。(作者系我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讨所研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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